朱四倍从湖南的农家子弟到晚清“中兴名臣”，从背不出书的笨小孩到一代大儒，从一介书生到湘军统帅，曾国藩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励志故事。但曾国藩恐怕不会知道，他在当今图书市场是一个传奇，和他有关的出版物竟然有几千种之多。盘点“曾国藩图书”的市场表现力，不免让人意外，电商平台上的相关在售图书多达数千种，全国1000多家实体书店至少有近1200种“曾国藩图书”在售。这样的市场表现力恐怕会让一些作家艳羡乃至嫉妒。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图书多披上了“成功学”的外衣，甚至以权谋为噱头，这还是真实的曾国藩吗？某些书籍里解读出来的所谓曾国藩的“谋略”、“权术”，真能“放之古今而皆准”？曾国藩在官场、治学、修身等方面的成功，真的能被今天那些急于求成的人士成功复制？对“曾国藩”的过度消费显然已经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，因为不少“曾国藩图书”的作者都是投市场所好，投机取巧，研究的是市场上的曾国藩，而不是历史上的曾国藩。更何况，“曾国藩图书”面目雷同的多，东抄西凑的多，标榜“成功学”的多，且对曾国藩的研究谈不上多大创新，有很多只是简单的重复和复制罢了。换句话说，这是受狭隘的实用主义功利观所驱使，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的选择，以赢得高额利润为主要目标，是在利用“曾国藩”，榨取“曾国藩”的剩余价值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从中看到的，就是时代精神的浅薄和作者、出版者的趋利投机，而不是文化。低层次重复和一味地盘算利益已经成为当今图书出版的最大陷阱，千种“曾国藩图书”就是最新的例证。只为经济利益而忽视图书的文化属性，绝对不是成功的图书；只是简单地重复和跟风，不能给读者提供新的精神和思想，也不是好的图书。基于这一点，千种“曾国藩图书”表现的，就是一种文化浮躁和迷失。出版家邹韬奋曾经讲过，出版要既讲文化性又讲商业性。老出版家刘皋先生也认为，对出版而言，文化是目的，经济是手段。如果我们的出版仅仅停留在投机和功利的层面，以千种“曾国藩图书”这样的现象为荣的话，那么，无论是跟风出版还是低级的重复出版，虽能得到暂时的金钱，但创新乏力，无疑是对出版资源的浪费和对读者的伤害。